前陣子一位綠學院的綠色帶路人私訊分享《未來人KFK對未來40年的預言》，據說跟美國滿天飛的陰謀論一樣紅，人人都私下觀看及分享。裡面對於未來地球環境的描述，除了戰爭之外，基本就是說，延宕氣候行動將造成人類社會巨大的成本，包括對生命和生活、商業活動、經濟和社會體系所造成的巨額損害。未來人花這麼大的力氣穿越到當代，就是提醒我們要開始行動，因為最大的成本，就是不做任何事的成本。
這還需要未來人來說？！無數人包括我、綠學院、聯合國秘書長António Guterres，甚至大寶法王、達賴喇嘛都說過類似的話，奇怪的是，效果都沒有KFK強，而且這是一個甚至無法驗證是否為真的人。
為什麼？
因為當真相的複雜性超出了我們一般人的理解能力時，我們更期待一個未來人、一個陰謀論，只要按下快捷鍵，簡單的答案就會跑出來。
因此，我這篇文章，將試著用快捷鍵的方式，教你如何從詭譎難測的世界局勢中，找出對你我發展有影響的關鍵問題，光知道什麼是未來還不夠，還要知道未來什麼時候來，我整理出五個觀察重點，
觀察重點一：新冠疫情的衝擊與綠色復甦
英國為炒熱主辦COP 26的聲勢，在2019年底就宣布2020年為「氣候行動年」，承諾修正氣候變遷法，並豪邁地提出「淨零排放」的倡議，因此激發了多起新倡議等待閃亮登場。然COVID-19橫掃全球，不僅奪去數十萬生命，而且瞬間對人類發展指數（註一）、實質GDP造成石破天驚的巨大衝擊（註二），更激發了地緣政治的利益衝突。能源作為政治博弈的籌碼，最近造成國際能源價格大跌，在此同時，COVID-19卻使能源需求驟減，如此混沌多元的能源市場衝擊，為全球溫室氣體減排和再生能源發展埋下更大的不確定性。
疫情爆發，市場需求放緩，人們不再無止盡消費，有些人甚至停下來思考人生的意義，這使企業面臨巨大的壓力。現金流趨緊、供應鏈中斷、市場供需普遍下滑，多數企業上半年營收明顯下降，三分之一的企業現金流承受期限不足一個月。（註三）
這波疫情對第三產業的打擊最大，尤其是旅遊業和餐飲業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，對第一產業（農業）的影響最小；對第二產業（製造業）的主要影響則取決於復工復產的進程問題。可以預期的是，後疫情時代的綠色復甦(green recovery)策略，必將成為各國亟待解決的問題，亦將成為COP 26的主要議題之一。
面對這樣的變局，經濟社會的各層級決策者，從個別企業到中央政府，應該如何應對？例如，企業在產品研發與設計、員工工作方式與效率、商業模式創新、供應鏈與風險管理、新商機的開發等方面的思維勢必不同往昔，綠學院七月份的產業小聚還會深入分析。
觀察重點二：2020美國總統大選
美國現任總統川普在2017年宣布退出氣候變化綱要公約(UNFCCC)，但全球性的協定可不適用「七天不滿意退貨」，要等2020年11月才能生效；而2020正好又是美國大選之年，關鍵的問題是，如果川普連任成功，美國可望如願退出協定；如果俄羅斯和沙烏地阿拉伯也表態支持，其結果無非宣告全球減排目標的不可及。如今川普又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(WHO)，不管後續的主張與動向為何，不可否認的是，此舉再一次對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遷及其影響人體健康的風險，在「地球村伙伴關係」上多加了一層障礙。
然而，值得關注的問題是，川普的政策主張如果遂願，對於全球所追求的環境衝擊脫鉤、資源脫鉤、以及福祉脫鉤(wellbeing decoupling)，究竟是福還是禍，恐怕尚不足以下定論。
觀察重點三：國家自主決定貢獻NDC提報頻率由每五年一次縮短為兩年
COP 24 (2018)在波蘭達成一項新的共識，據此，每個國家應提交的「國家自主貢獻」(NDC)報告，自2024年起將從巴黎協定的每五年一次，改為每兩年一次，而且必須呈現所採取的具體減排舉措。這種頻率只對於特定國家（如排放大國、或減緩策略有彈性及其操作空間大的國家）才有意義，對於臺灣來說，在短短兩年內能有的新作為與績效，應該不會有太大變動，即便推動了減緩與調適策略，效果也不見得在兩年內顯著呈現，充其量只是徒增一些撰寫報告的準備庶務。
問題是，一旦「淨零排放」成為COP 26的結論，國內所必要的減排目標與應對策略在未來的NDC應該如何呈現？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》的2050減排目標或階段性減量目標是否需要隨之加嚴，執行進程是否需要加速？凡此問題，都需要兼顧多層面向，進行更審慎的評估和長遠的規劃，切忌一再偏執一方思維。
觀察重點四：公司、銀行、保險業者、及投資人是否願意調整他們的商業模式和投資期待，ESG是否有機會成為主流
英格蘭銀行在2020年2月宣布啟動「COP 26 民營金融議程」，協助民營金融機構支持全球經濟轉型，邁向溫室氣體「淨零排放」的經濟社會。專業融資決策必須考慮氣候變遷的問題，包括氣候風險揭露、風險管理及投資回報等，都得納入考量，以協助開發中國家融資經濟社會的轉型，實現淨零排放的境界。因此，每一個公司、銀行、保險業者、及投資人都需要調整他們的商業模式和投資期待，為低碳世界盡一份心力。
雖然目前已有綠色氣候基金(Green Climate Fund)及調適基金(Adaptation Fund)，但COVID-19大幅地擴大了氣候變遷的脆弱度(vulnerability)，提高了氣候行動的成本，因此幫助開發中國家走上永續及氣候友善的發展路徑，提供必要的氣候金融是他們最需要的支持。這也代表全球在後疫情時代實現綠色復甦的關鍵性驅動力，將帶給下一代安全，並在這過程中發展新且清潔的綠色產業，創造工作機會。
觀察重點五：「淨零排放」的成本技術與經濟可行性
首先，我們要瞭解為何是「淨零排放」而不是「零排放」？簡單的說，淨零排放就是考慮到一個國家需要而且擁有足夠的機會和空間操作「挖東牆補西牆」的策略性政策，或者境內有足夠的潛力以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。
淨零排放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能做到的命題。以臺灣為例，在彈性機制及國際減量合作受限、能源供應系統孤立無援、再生能源占比有限的情況下，要實現淨零排放，幾乎形同緣木求魚，除非相關的限制有解脫的機會。
其次，常言道：「顧佛祖，也要顧腹肚」，因此，即便淨零排放在技術面可行，但我們不得不問：需要付出的代價究竟有幾何？已有許多評估報告指出，為在2050年達到「淨零排放」的目標，碳價在2020為£40〜100 /tCO2，2050年則漲至£125〜300（平均為£160）（註四）。這樣龐大的支出，我們負擔得起嗎？
再者，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》通過後所運用的經費均來自空污費的挹注，然而適用期限即將到來，未來的財源目前還是充滿不確定性。目前環保署正在研擬開徵「碳費」的可行性，再加上對用電大戶的再生能源管制，是否必然確保企業綠色競爭力的提升？
此外，臺灣在地方自治條例下，垂直溝通及政策調和與執行的問題日益嚴重，再加上《原住民族基本法》，無不為資源整合利用和政策調和增添不少「國中之國」的困擾。因此，對於後巴黎協定與後疫情時代的挑戰，我們必須考慮自身的條件和能量，在事前創新獨立自主的倡議，但凡國際的新倡議，我們可以聞雞起舞，但不必總在事後以追隨者的身份與狼共舞。
下一篇，我將帶你從個別企業的角度來看，如何評估並參與可能的綠色復甦振興策略。
（註一）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(UNDP)的評估報告：《UNDP (2020b), COVID-19 and Human Development: Assessing the Crisis, Envisioning the Recovery》
（註二）見國際貨幣基金會(IMF)的評估報告：《World Economic Outlook: Chapter 1, The Great Lockdown》
（註三）202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(UNDP)針對中國大陸企業進行的新冠疫情影響問卷調查分析
（註四）請參考Ackerman and Stanton (2012)、Moore and Diaz (2015)、Burke at al. (2019)等
（封面來源：OECD Development Matters）